拍品号 615

明宣德 青花洲渚水禽纹虫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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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内底与圈足署青花双圈“大明宣德年製”六字款,笔画工整有力。拍品圆筒状,深弧腹,口、底相若,浅圈足。上附扁盖,盖面口沿微敛,为“平盖式”。器内无釉,器外青花装饰。罐壁用青花料绘鹭鸶、芦花、蓼汀、花草等纹样,五只鹭鸶在芦苇与枝蔓间或低头寻食,或踱步前行,或仰首望天,或回眸观望,形态各异,闲适优雅。盖面绘白鹭两只,一立于花草丛旁,另一作展翅高飞状,生机盎然,绮韵盈然。整器胎体厚重缜密,坚硬纯净;青花发色明快,浓淡参差;绘饰细腻生动,疏密有致,极具文人情趣。

从明御器厂遗址的出土物与传世的明官窑瓷器来看,宣德时代制作的蟋蟀罐,在宣德以后的一个世纪里,明御器厂不见烧造,直到嘉靖,万历之际,才有少量的青花和五彩虫罐出现⑴。这些现象似可暗示宣德以后的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诸帝都没有玩蟋蟀的兴趣。宣德时代的斗虫与养虫之风在明代中期的紫禁城里已经悄然消逝,否则,明御器厂就不会停止蟋蟀罐的生产。
如果再把注意力转移向清宫旧藏的宣德器(按:清宫旧藏宣德器1774件,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下来的,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现今最有权威的收藏)⑵,并把清宫旧藏与宣德御器厂的出土物相比,我们又会发现传世品与出土物绝大多数都能相互印证。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宣德御器厂出土的彩饰其精美独特的蟋蟀罐,在清宫旧藏1774件宣德瓷器中竟然没有发现一件!
这些现象似可说明宣宗病逝之后,宣德帝亲自使用的蟋蟀罐没有被他的继承人——正统帝朱祁镇当作“先朝遗物”、“先帝遗爱”而保存下来。这又是为什么呢?要揭开这层迷雾还得先从考古资料谈起。
综观明一代的官窑产品,尽管量多而又式繁,如从功能上观察,也只有如下几类:
⒈ 饮食器类:碗、盘、杯、碟等。
⒉ 祭祀器类:香炉、烛台、爵杯、簋、簠、登、豆之类。
⒊ 陈设器类:花瓶、罐与雕塑之类。
⒋ 赏赉器类:送给少数民族首领及宗教领袖和外国使节与外国贵族的瓷器。
⒌ 文房器类:水注、砚滴、笔盒、瓷砚之类。
⒍ 花鸟虫鱼用器类:种花用的盆钵、鸟食罐、鸟笼、花瓶、鱼缸、蟋蟀罐、过笼等。
如果把明朝各代御器厂烧造的以上所述的第六类瓷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则很容易得出以下结论:宣德时代的花、鸟、虫、鱼用器,比它以前的洪武和永乐,比它以后的正统——万历诸窑,其品种更为丰富,其制作更为考究,其数量也要大得多。
就1982年以来景德镇明御器厂故址出土的瓷器来看,宣德花盆、花钵类有:白釉折沿平口钵,白釉折沿花口钵,青花红彩花卉纹花口钵,青花红彩折沿钵,青花七棱折枝花钵,青花灵芝纹四方钵,青釉仰钟式钵,青釉六边六足花盆。
腰圆四足水仙盆则有红釉、紫金釉、洒蓝和孔雀绿四类,六边形水仙盆有青花灵芝纹与素白两式。以上各式花器计有14种。
鸟食罐则分单口、双口、象生与几何形诸类,约计14式,鸟笼花瓶虽为蕞尔小物,也分四方琮形、贯耳胆形、蔗段、竹节与葫芦形诸式⑶。
蟋蟀罐则已如上述。
以上出土的千姿百态的鸟食罐、虫罐与花盆、花钵之类告诉我们,玄德帝不仅仅有蟋蟀之好,而且还热衷于名贵花木的种植与禽鸟的饲养。
就皇帝而言,有点爱虫怜花的雅好本无可厚非,但由于臣工投其所好,很容易出现“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的风气。这一风气一旦形成,小小的花木与虫鸟就会给人民造成灾害,给社会增加沉重的负担,为长者避讳的《大明实录》等官书虽然没有相关的记录,但明人的野史笔记与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却透露了许多真消息。
明 陆容《菽园杂记》卷七谓:
然宣德年间,朝廷起取花木鸟兽及诸珍异之好,内关接迹道路,骚扰甚矣⑷。
朝鲜《李朝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二》宣德七年十二月明朝鲜籍内官尹凤谓:
凤,本国火者(太监)也,初在瑞兴,甚贫贱。永乐年间被选赴京,出入禁闼,于今三世。欺诳帝聪,以捕海清、土豹、黑狐等事连年来我,贪求无厌,恣行已欲,于瑞兴(笔者按:朝籍内官的故乡)起第,将为退老之计,土田臧获靦而求请,以备家产。使弟重富位至中枢,至于亲族靡不受职,使蒙国家之恩至矣;犹为不足,鞍马、布币,亦区区请之,无耻甚矣。本国之人为本国之害,使吾民奔走疲弊,其于昌盛、张定安何足贵乎⑸?
朝鲜籍内官昌盛,同书宣德四年八月记世宗与左右言:
使臣李相,甚不肖人也,所至辄打人。以本国之人而敢肆刚愎,岂复有如此者乎!予又闻昌盛盗迎接都监银钵。又所过州县,如交倚,坐子等物,见其美者便取之……⑹
又,记宣德三年九月郑钦之言谓:
尹凤谓予曰:“洪熙沉于酒色,听政无时,百官莫知早暮。今皇帝(宣德帝)燕于宫中,长作杂戏。永乐皇帝虽有失节之事,然勤于听政,有威可畏。”凤常慕太宗皇帝,意以今皇帝为不足矣⑺。
又,宣德六年十二月记世宗诏安崇善曰:
尹凤云:“帝(指宣德帝)好游戏,至一旬不谒皇太后,且后宫争妒,宫人所出潜相杀之。皇太子亦轻佻”此言不讳,其意必怨也⑻。
把陆容的记载与李朝世宗实录和前述第六类瓷器相互印证,人们不难想象,宣德时官府拆民墙捕虫、发民屋移花,太监借机敲诈民财、沿途勒索民物的情景,明宣宗的蟋蟀与鹰犬之好,与宋徽宗的花石纲多么相似啊!
我们知道,中国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错误的决策、不良的嗜好,在他活着的时候,其臣民是不敢轻易议论表示不满的。然而一旦殡天,情况就会两样,他的继承人往往在缅怀先帝的丰功伟绩,表示沉痛哀悼的同时,加紧部署制订和先帝意愿完全相反的措施。比如,永乐帝为耀威异域命郑和七下西洋(笔者按:第七次下海因永乐帝病逝而未果),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从南京迁都北京,大兴土木致使国库空虚。他活着的时候,其臣民似无异议,而病死榆木川,皇太子洪熙帝继位之后,立即发布命令取消宝船下海,并作出把国都从北京前往南京的决定⑼。
宣德帝的情形也当如此,宣宗少年得志,自尊心极强,宣德五年二月有监察御史陈祚建议他研读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他竟然以为陈祚藐视他“不学无术”而勃然大怒,把陈祚和他的家人十余口投入监狱⑽。那么,他指派太监到全国各地甚至远至朝鲜搜刮“鸟兽花木与诸珍异之好”;密令苏州知府况钟进贡蟋蟀千只,用世袭的官职赏赐蟋蟀进贡者的荒唐行为⑾当时的人也就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了。
1435年元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的年仅8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朝政由宣德帝的母亲太皇太后张氏与元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执掌。张后有浓厚的儒家思想,在当时被人称之为“女中尧舜”⑿;而三杨又是著名的儒臣。宣德帝的养虫与斗虫的嗜好以及搜罗名花异鸟的行为,显然不符合他们心中的儒家英主的风范,宣宗活着的时候他们虽能以宽容的态度保持缄默,但一旦故去,其不满的情绪就要化为行动了,所以太皇太后张氏在宣德帝死后的当年,就发布了如下命令:
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⒀。
这道诏令当为宣宗补过,其中的“不急之务”必指奢侈品的生产和花木虫鸟的搜刮。停止这些活动并“革中官不差”显然是为了让民休息而采取的善政。罢去的“玩好之物”必直指好斗擅鸣的蟋蟀以及宣德帝为养虫与斗虫的需要而命令景德镇御器厂烧造的极其精美而又豪华的虫罐。太皇太后罢去这些玩意有两重原因:一是防止对幼主产生不良影响,因为其时的正统帝年仅8岁,他急需学习儒家经典,而养虫与斗虫很容易使人(特别是儿童)入迷,荒废学业;二是为了维护儿子的形象,因为她认为养虫与斗虫不是儒家明君应该做的事情。于是宣德帝喜欢的精美的蟋蟀罐,就被这位“女尧舜”罢去,而成为尽毁之物了。
上述文献是宣德癸丑(宣德八年,1433)进士英宗朝翰林学士李贤的记录。这记录的背后不仅仅暗示着宣宗以后,大明宫中的养虫与斗虫之风终止,而且还透露出景德镇御器厂在正统—正德时期停烧虫罐的原因。可见太皇太后的这道命令威力之大,影响之久!
而前述散落在不同地点的三件传世的青花虫罐,则有可能是宣德帝赏赐臣工的礼物,因为明代文献有宣宗赠宠物于大臣的记载,如明人黄佐就记载过宣德三年帝将十八笼鹦鹉分别赏赐给杨士奇等人的史实⒁。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的话,那么前述三罐就因离开紫禁城而侥幸地逃脱了灭顶之灾,这也许就是他们能在故宫以外的地方保存至今的原因。

(1)插图详见索斯比1996年3月在美国纽约的拍卖图录,168页
(2)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理事会合编《故宫瓷器录》上册,1964年版,1-263页。
(3)刘新园《明宣宗与宣德官窑》,见《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台北鸿禧美术馆1998年版,167-174页,图版31-39、54-57。
(4)明·陆容撰《菽园杂记》卷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80页。
(5)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一册,365页。
(6)同上书,第一册,350页。
(7)同上书,第一册,343页。
(8)同上书,第一册,362页。
(9)《明史》“仁宗本记”一册108-111页。
(10)《明史》“列传第五十·陈祚”十四册,4401页。
(1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技艺·斗物”条,中华书局排印本,中册,625页。
(12)明·李贤撰《天顺日录》,见《国朝典故》,北京大学出版社排印本,中册,1141页。
(13)同上书,中册,1142页。又:《明实录》“仁宗实录”卷上,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正统帝即位诏书中亦有类似的记载。
(14)明·黄佐《翰林记》卷六见“侍游禁苑”条,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74页。
高13cm 直径10cm